《天堂蒜薹之歌》发表于1988年，初刊于1988年《十月》第一期，并于同年4月在作家出版社发行同题单行本。这是莫言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小说其实是有历史原型的。

  1987年，山东苍山县数千农民响应号召大量种植蒜薹，结果蒜薹全部滞销，而官吏们反映迟缓，忧心如焚的农民自发聚集起来，酿成了震惊一时的“蒜薹事件”。义愤填膺的莫言中断正在创作的《红高粱家族》，用35天时间完成了这部“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现在读起来，这本书的艺术价值仍然很高，我认为是莫言全部作品之首。

  《天堂蒜薹之歌》其实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天堂县农民，主要是高羊、高马、金菊、四叔、四婶、方家兄弟等参与蒜薹丰收、卖蒜薹的故事；另一条线索是高马、金菊反抗包办换亲的故事。两条主线都各自的叙事逻辑和故事，但着眼点都在于社会现实和农民，一个是真实的生活，一个是感情生活，二者都处于极端困窘的状态，最终遥相呼应，都是悲剧性收场。

  在故事逻辑中，小说充分揭示出绝对权力对整个社会的危害。我们大家可以发现一种绝对权威的统治性权力编织着整个“天堂县”。人与人之间无不处在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之中。

  在“天堂县”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官吏们以一种无制约的高压性的强制力支配着民众，保持着社会稳定。这种刚性的稳定将绝大多数矛盾压服了下去，但是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积累了下来，终于当矛盾积累到极限时，当农民卖不出辛苦种出的蒜薹时，所有的不满爆发了，于是发生了冲击政府事件。

  在事件发生后，暴力机关迅速反应，用更加高压的手段对农民进行残酷的规训。权力的训诫中处处体现着等级意识，而权力的惩罚则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限度，甚至成为了单方面的施虐。小说中的张扣惨死于这种毫无人道的暴力执法之上，权力的惩罚在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从保护人民的手段变成了满足一己私欲的工具。

  同时，小说还塑造了一批自私贪婪、以权谋私的小官吏形象，通过这一些官吏们对权力无限扩张，从另一层面揭示出了权力缺乏制约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危害。

  乡政府杨助理员，一个不起眼的政府小职员，却在农村一手遮天。他狂妄至极：老子们是国家干部，躺在树影里看蚂蚁上树，工资照发，一个子儿都不少，你们的蒜薹烂成酱我也照拿工资。他训斥四叔“打人犯法”，自己却知法犯法，仗势欺人。他一手制造了金菊和高马的爱情悲剧。金菊、四婶、高马三人的死无不与他相关。

  乡党委书记王安，纵容司机利用公车贩卖蒜薹，将四叔撞死，却以权压人，只给四婶三千五百元的赔偿金，草草了结一桩人命案。还有见风使舵的村主任高金角等等。通过这一些形象，小说深刻地暴露了人性的卑鄙和丑陋蒜。

  蒜薹本来就是当地推广种植的，甚至要求蒜薹扩大大蒜种植培养面积。但是，蒜薹丰收上市后，却由于销售渠道不畅，大量滞销，卖不出去。农民都忧心忡忡，不仅没提供任何帮助，而且还在在蒜薹购销经营和管理中严重渎职。

  蒜薹开始上市时，抬价收购，挤走了外地客户；有的地方为了装满自己的恒温库，不准外地客户收购，甚至连一些村民委员会和蒜农与外地签订的购销合同也强令作废。蒜薹还没有卖， 就要交纳交通管理费、工商交易税、环境保护费、卫生费等各种名目的费以及罚款。总之，农民进城卖蒜薹，工商局、卫生局、税务局、城管所等等各个机关的设定的关卡，它们彼此参照，向蒜农们收取大量费用。

  可以看到，在“天堂县”的权力网中，各个“衙门”是同声共气，共同的利益将他们编织到了一起，成为权力网上的各个支点。这个充分暴露出缺乏监督和制约权力的危害，揭示出权力的傲慢。

  在权力垄断的天堂县，官吏们只管自己的乌纱帽，他们根本不管农民的利益，要求种植扩大无非是为自己的政绩，至于农民能不能增收发家致富，他们其实不太关心，当然宣传上是说让农民走上小康致富之路。但现实中，实际上自己在意自己的乌纱帽。所以就算当地农民蒜薹滞销，该收的税费还是收，甚至还巧立名目，乱收费、滥罚款，榨取农民的收入，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凄惨，可谓是“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又被打头风”。

  导致这种风气的最终的原因在于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有权的官吏们个个如狼似虎，将权力的势能发挥到最大，以最小的权力最大限度的刁难农民。而身份卑微的农民在这种绝对权力和控制之下，是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的，只能任人摆布，听之任之。

  蒜薹事件对于社会来讲是个小事件，但对于牵涉其中的农民来说，却是一个改变了人生走向的大事件，足以给个人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小说真实地呈现了那个时代农民的生存状态，令人触目惊心。莫言很熟悉农民的真实的生活，很熟悉农民的内心，他是真正站在农民立场上替农民发出痛苦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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