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家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体格魁梧，身穿橙色外衣，头戴红色安全帽，围在脖子上的白毛巾已经变成黑色，“你们辛苦了！”面对别人竖起拇指的赞誉，他们只是摆摆手，用笑容回应。

  这群人的任务是在巷道中搜寻被困的矿工兄弟，参与救援的山西焦煤集团汾西矿业救援大队大队长陈永生就是这里面一个。在救援帐篷中初见陈永生，这位54岁的汉子刚刚从睡梦中醒来，他的脸上、手上仍能看到污迹。陈永生拿掉了盖在身上的大衣，揉了揉眼睛，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他在王家岭的经历以及他32年的救援生涯。

  4月4日晚上10点，王家岭煤矿外灯火通明，排水机轰轰作响。陈永生一直在井口前徘徊，不时地顺着井口的方向张望。陈永生带领的救援大队46名队员也整装待发坐在不远的山坡上，焦急地等待。几分钟后，陈永生接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下井救人的命令，他摇着手通过步话机向山坡的队员们大喊，“快，把队员全带过来。”

  一艘皮划艇摆在陈永生面前，面对这个新家伙，陈永生愣了一下，“从来都没用过这东西，救援没见过，平时训练也没练过。”陈永生并不会划船，他挑了两位经验比较丰富的队员，三个人顺着头灯的光线，从巷道中划了进去。陈永生和一名队员握紧双桨向前行进，溅起的水花打在脸上，“心里很急，我们俩的力量使不到一起，皮划艇就在巷道中左右乱撞。”光线在幽深的巷道中摇摆不定，艰难前行了一段路后，陈永生拿过另一把划桨，自己操控皮划艇。陈永生身体前倾，双手用力一划，忽左忽右的皮划艇逐渐稳定下来。

  划了几十米后，水面距离巷道顶部的空间越来越小，最小时只有60厘米，“皮划艇距离巷道顶部只有20厘米左右，基本上被卡住了，人根本就坐不起来。”陈永生和队员蜷缩在皮划艇上，探出手，用力向前划行。

  这时，陈永生顺着仅有的一点空隙看到了巷道内有光线在晃动，呼救的声音也传到了他们的耳中，但是皮划艇前进的速度几乎停止。陈永生和队员用手顶住顶板，费力地向下压，皮划艇距离顶板的距离被拉开了一点，停滞的皮划艇缓慢向前运动。“巷道里还有很多杂物，虽然用这种方式能向前走，但是速度太慢。我很担心被困的矿工见到救援后，会从高处跳到水中，他们的体力非常有限。”

  陈永生一边大喊“不要动”，一边摸寻皮划艇的充气口，他拔掉塞子，皮划艇与顶板的空间拉大，卡住的皮划艇开始慢慢向前，“放气降低皮划艇高度，在狭小的空间里硬是挤了过去。”皮划艇一点点靠近被困矿工所在的高坡。

  距离慢慢的接近，呼救声夹杂着哭声也慢慢变得清晰，在距离矿工三四米的地方，皮划艇又被卡住，高坡上的矿工纷纷站起来向陈永生伸手求救，“你们别动”说完这句话，陈永生跳进了水中，奋力游向高坡。

  陈永生把贴身携带的营养液分发给矿工，这时他才看清高坡上一共有9名被困的矿工，“很多人都说很饿，但是我们怕损害他们的身体，不能给他们食物，只能让他们喝营养液补充体力。”

  “今天是几号了？”一位矿工问，“5号了。”陈永生回答，“不可能那么久，别骗我了。”黑暗中的矿工不相信已经困在井下100多个小时。“你们能带我们出去吗?”两位矿工倚靠在一起焦急地问，救援队员紧紧拉住矿工的手，“我们既然来了，就一定能把你们带出去。”

  陈永生让两名队员留在高坡上，自己带着三名被困矿工向外划，“留下队员的目的是要在那里给他们安慰和鼓励。”陈永生独自划着皮艇在水中来回了两次共救出6名被困矿工。第三次他叫上自己的副队长一同前往，“大家都没有划皮划艇的经验，我得把我总结的经验告诉他们，然后再一个个传递下去，争取救人的时间。”

  巷道中的水位不断降低，皮划艇距离顶板的空间变宽。救出了9名矿工后，陈永生借着头灯的光线，看着手中的示意图，皮划艇划向第二个高坡，“按照救援前的分析，这里会有被困的矿工。”

  又是一道道晃动的灯光，这次的呼救声音明显高于上次。汗水流到陈永生的眼中，他来不及擦，只是甩了甩头。“这个高坡上的矿工之前拿到了补给的营养液，所以体力要好一些。”皮划艇刚一靠近，陈永生就听见有人喊：“谢谢你们，我们能和家人团聚了。”一上午时间，陈永生往返8次，共救出22人。

  陈永生说，被解救上来的115名矿工中，只有两位体质较弱，需要用担架抬到橡皮艇上，其余的基本能自己上艇。

  排水机仍在不停地轰鸣，陈永生估计还有两三天才能继续向前划行救援。每天，他都会到井口来看看情况，“井下还有我30多个兄弟。”

  陈永生指了指堆在帐篷一角的方便面、矿泉水，“我们吃饭的时间都不固定，有些时候就在井下吃点面包和肠，喝点水，就得继续救援，一连工作十几个小时。连续几天不洗脸，顿顿吃水煮方便面，一丝青菜都没见过。”陈永生伸手时露出衬衫，袖口和领口都是黑色的。

  陈永生干了32年的救护，抢救大小事故七八百次，其中不乏大灾大难，“我们这个团队曾经救出过500多人，也在救援中背出过1000多具尸体。”

  陈永生是山西临石县人，曾经在高阳煤矿做过两年矿工，在救援队成立之初，身高1.78米的陈永生因为身体强壮被队长看好，救援队几次到矿上要人。几经周折，22岁的陈永生成为救援队的一员，“当时的条件和现在没法比，现在的衣服是橙色的，当时是白色的。当时的呼吸器是夹在耳朵两边，稍微动一下，呼吸器就挪位置不起作用了。现在的呼吸器密闭的很好，还能说话交流。”在陈永生当了队长之后，他选人的标准不仅是要体质好，心理素质好和技术出色的人也被他吸收进了救援队。

  陈永生曾经参与过5·12汶川大地震抢险救援，他感觉与地震救援相比，井下救援更危险，“在地面上可以看清楚情况再去救援，而井下的不确定性太多，很多情况都是未知的。”陈永生几乎每个月都要参加救援工作，每个事故陈永生都会经历悲伤或是喜悦，“每次救援都会有奇迹出现。”

  “王家岭救援的奇迹就是，谁都没想到在第一个高坡上能够出现生还的矿工。但是当我们划到那里的时候，我们正真看到了微弱晃动的亮光”，陈永生用手当起水面和高坡，“当时拿到示意图的时候，高坡的高度已经在水面以下了。就算上面有人就没有生还的可能。”陈永生认为，高坡之所以没被淹没，是因为巨大的水流在涌向高坡时产生了强烈的气流，气流的反作用力让水面停在了高坡之下，“这九个兄弟就这样活了下来。”

  6日中午，正准备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眯上一会儿的刘汝成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今年39岁，身高1.78米，体重170斤，膀大腰圆。而这正是救护队员所要具备的身体素质。

  3月28日晚上6时许，救援队到达现场。“一旦排水到达一定条件，我们就可以划着皮划艇过去救人。”这样一个时间段，救护队员采取接力——一部分人划船去救人，一部分人要用双手托着获救工人送达巷道里面的担架处。刘汝成就是负责双手托人的。

  “我们平时每天都练力量，跑步、杠铃、拉力器什么都练。”刘汝成这几天在井下已经托举了不少获救矿工。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托举的第一名矿工，“样子看着很瘦，我轻轻地托着他，告诉他不要怕，家人都在外面等着他。”这样一个时间段，外表刚强的救护队员还担当着安慰获救工人的角色。

  他说在首批获救升井的9名矿工中，其中第二、三、五、九名都是他托举出来的。有工人在被托的时候会告诉刘汝成他们喝了煤井里面渗的水，刘汝成这样一个时间段就会贴心地对他们说：“那水有腐蚀性，还是不要喝。”有获救矿工的眼罩戴得不牢固，刘汝成就会帮他们重新遮好。

  “我们的衣服是橙色，是温暖的颜色，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照亮煤井、照亮巷道，让被困工人看见我们。”刘汝成说。

  救援队还有一些是新招上来的年轻人，年龄在20岁至25岁之间，几天来，他们昼夜工作，脸洗不成，脚洗不成，身上的衣服全成了泥衣。每周陈永生都要向年轻人传授经验，“叮嘱他们要在救援前制定具有科学性的方案，同时不可以忽视自身的安全。”除了每天的身体训练外，陈永生经常提醒队员，呼吸器中氧气要加满，不能失效。“曾经有一位同事主要是因为呼吸器出了问题，导致中毒，一年多以后就去世了。”说到这里，陈永生偷偷地抹了一下眼睛。

  陈永生训练年轻队员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遇到事故，他带着年轻队员去救援现场，让他们先在一旁看老队员怎么样处理遇难者的尸体，“第二次再让他们摸尸体，最后让他们直接上手抬尸体，用这种方式练习他们的胆量。”

  其实，在救援中，救援队员也经常遭遇危险。有一年在对发生火灾的煤矿进行救援时，陈永生就被崩倒在地，“当时为避免火势蔓延，就去打了封闭墙，但是没走多远，封闭墙就被火烧塌了，我们也被崩倒在地。”

  不管怎么危险，陈永生他们始终相信，爱心能够赢得一切。采访中他收到一条短信，上面写着：老哥，在电视里看到你在王家岭救援，你们辛苦了，多注意身体，加油！ “这是个四川的朋友，我们曾经一起在汶川并肩救援。这几天类似的短信接到了几十条。”陈永生说，“在一次救援中，有人看见我们之后，喊我们是菩萨。”经常有被陈永生救出的人找他聊天，感谢陈永生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

  如今，陈永生的儿子也在救援队工作，是一名司机，“救援队的司机不仅要开车，还得做好救援队的后勤，我儿子在汶川地震时候就是我们救援队的厨师。我们这样的父子兵还有好几对。”陈永生说：“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希望把经验都传给年轻的队员们。如果让我再选择，我还会义无反顾地干这一行，我热爱这一行，救人是一个大善事。”本报记者 于建 赵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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